日本职场逆天数据：2024应届生就业率98.1% 日均工作不足6.5小时 起薪创新高

日本职场真的逆天了！

98.1%，这是日本2024应届生就业率。

2024年日本月均劳动总时长为136.9小时，按每月22天算，打工人一天上班不到6.5小时。

2024年4月入职的日本大学毕业新员工起薪为226341日元（约合人民币1.1万元），比上年增加4.01％，创历史新高。

而日本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月工资为330200日元（约合人民币1.5万元），创下有可比数据的1976年以来的新高。

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失去的三十年吗，日本这个国家开始翻盘了？

但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
上面相关的数字，出自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政府机构厚生劳动省。

通常是针对员工数5人或10人以上的民营企业和公营事业所抽样调查，统计得出的，工资收入还只是不包括加班费在内的规定内工资。

数据可信度自然没有太大问题。

但事实是，日本毕业学生就业情况确实在向好，倒也不至于好到逆天的地步。

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调查中，会区分就职希望率和就职率两个概念。后者也就是所谓的就业率，其实是“希望就业的应届生中实际就业人数，与希望就业的人数的比值”。

比如说，某所大学有1000名应届毕业生，其中有600名打算毕业后直接就业，而这600人中有585人成功就业了，那么就业率就是585人和600人的比值，即97.5%。

2022年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

事实上根据《日本统计年鉴》（第74回），日本在2023年大学本科毕业生人数约为59万人，其中继续求学的人数为6.8万，统计中就业人数为45.7万人，占比就只有77.5%了。

其他人去哪了，很难说。

可能出国、自主创业、继承家业、自主学习，也可能正在躺平。

世界各国对毕业学生就业率的统计口径不尽相同，比如我国统计这项数值的分母是某级教育毕业生总人数，但分子也包含了协议合同就业、自主创业、灵活就业和升学毕业生的总数。

不论怎么说，放在日本失落的纵向30年里，这也算是一种复苏奇迹了。

再加上平均月薪的上涨，日本就业市场确实呈现出一种“卖方市场”的态势。

从校招到社招，日企“变了”，甚至在2024年春招时流传出HR下跪招人的神奇场面，亦真亦假，但很日本。

根据日本人力资源龙头Recruit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日本企业对本科应届生的平均求人倍率为1.75，即1个求职者对应1.75个岗位，高于去年的1.71。

对全国超4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，有49.1%的企业预计上调首月工资，比去年上调的比例增加了15.4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制造和金融两大行业上调工资的比例最高。

另一人力大公司doda数据显示，2025年毕业的本科和硕士，也就是去年还在上大三和研一时，就已经有68.2%的人拿到了企业offer，比例也是过去最高。

除了校招，日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打破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文化，既接受跳槽走，也欢迎社招来。

共同社最新调查显示，欢迎离职员工回归的日企已高达71%，明确不欢迎老员工回归的只剩8%。

日本电气NEC在2023年度回聘了超过20名老员工，公司HR承认这些员工在“友商”那里积累的经验非常宝贵，没有必要把他们拒之门外。

这还是日本吗？

当年它可是地球上出了名的“卷王”，相比之下前些年国内的“996”风气都稍逊风骚。

2019年的热播日剧《我，到点下班》中，32岁的东山结衣是网站设计公司项目总监，永远秉持不加班原则，18:00准时打卡，然后一路小跑来到小巷子中一家中华料理店，享用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和冰爽啤酒。

同样是料理店常客的两位大叔经常看到她，就不禁嘀咕道：

哎哟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一样了呢……想当年，我们这代人如何如何辛苦，如何奋斗……

于是，东山结衣甜美地回应一句：“哦，然后就经济危机了对吧？”

大叔立马做乖巧状，这真的无言以对。

1960年秋天，日本池田勇人内阁为了转移社会对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》的政治关注度，大手笔推出了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旨在通过税收减免、导向性的投资、扩大社会保障网、鼓励出口来刺激工业发展，目标是在十年内将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翻倍。

1955年至1970年期间，日本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.6%，1960年后不到七年经济规模就翻了一番，整个产业结构跑步实现工业化，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。

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（左图）和不同产业从业人数的变化（右图）

但是，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，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显现。

今天的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一个“低欲望社会”，年轻人缺乏拼搏和创新精神，一大原因，就是在上个时代人们普遍过劳，活力都被透支了。

“过劳死”一词就发源于日语，1980年代开始在日本广为流传。

叠加全球化、信息化和消费主义浪潮，在进入21世纪后这种现象竟愈演愈烈。

2000年1月，在桥本市政府工作的塚田浩向上级写了申告书，很直接地说，“我感到非常痛苦，身体已经累垮，趁现在还没犯下重大失误，我希望调动到其他工作岗位”，但要求被上级忽视了。

直到2月份因为文书科拟的草案中出现一次错误，塚田浩感到自己负有重大责任，心理状况跌到了谷底。

3月1日，塚田浩在上班路上自杀了，遗书中写道：“非常抱歉，工作实在太多，我没有办法承受更多，只能选择死亡，再向大家道歉，请原谅我吧。”

根据事后调查，算上居家办公的时间，塚田浩在2月份的加班时长可能达到200小时，如果一天不落，相当于每天加班接近7小时。

2014年，日本厚生劳动省对日本5000家企业进行调查，发现其中80%的企业存在员工工作时间过长与过度疲劳的情况。

日本企业过去曾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荣，鼓励员工在同一家公司干到退休。

所谓“终身雇佣制”是由创立于1918年的松下公司提出的，被尊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说：“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，不用担心失业，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‘松下人’。”

相应产生的“年功序列工资制”，是根据职工的学历和工龄长短确定其工资水平的做法，工龄越长，工资也越高，职务晋升的可能性也越大，基本“论资排辈”。

这样一来，企业锁定优秀的员工，员工也得到固定的保障。

这种模式被无数企业仿效，在战后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，为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但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把“忠诚”视为最大能力的文化，虽然保证了职场人的安全，却也可能让他们无限期地忍受着同一家公司、同一个上级的压榨。

当经济上扬时，大伙忍一忍也就算了，但历史没法假设，绚丽的泡沫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终于还是破灭了，成了《我，到点下班》料理店中大叔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。

上世纪90年代日本年轻人发明了“社畜”这个称呼，也开始用超低生育率表达无声的对抗。

这些自然演变的结果，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危机。

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2月25日发布数据称，2024年人均每月劳动时间为136.9小时，劳动时间指数比上年下降1.0%。

《日经中文网》分析称，新冠疫情后欧美的劳动时间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，日本却恢复缓慢，是件亦喜亦悲的事。

一方面，物极必反，声名狼藉的“过劳死”现象也是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。

日本在2019年4月1日开始实施《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》，是1947年《劳动基准法》制定以来的第一次对加班时间数做细化限制。大企业率先执行，中小企业从2020年开始执行。

法国巴黎银行证券公司的河野龙太郎认为：“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加班需求减少，限制加班的影响不太明显，但影响在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的2023年之后开始显现。”

在有统计的10人以上民营单位中，全职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规定内的劳动时间减少0.5%，加班时间减少了2.4%。截至2024年日本正式员工的劳动时间减少对总体劳动时间下降的贡献达到了8.1小时。

但另一方面，让整体劳动时长减少更重要的原因，竟是企业扩大录用了短时间工作的兼职员工。

日本基础研究所的斋藤太郎分析了以1993年为起点的月均劳动时间减少的主要原因，发现截至2024年，日本总体的月均劳动时间减少了24.7小时。其中，兼职员工比例上升对劳动时间减少的贡献最大，达到10.6小时。

根据《日本统计年鉴》的显示，2023年日本6738万的劳动人口中，正式雇员人数是3606万，非正式雇佣的劳动人数达到2124万，占到总劳动人口的31.5%，并且还呈现出上涨的趋势。

从2024年的月均劳动时间来看，日本的正式员工为162.2小时，兼职员工为80.2小时，只有前者的一半。

没错，兼职员工比例上升拉低了总体劳动时间。

短时间工作的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，是日本越来越多女性和老年人就业。

2018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就达到69.4%，相比2012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。

到2024年，大约83%的日本黄金工作年龄女性（25-54岁）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，这一比例比美国（2024年，77%）还要高。

中小企业和需要大量人手的零售、餐饮以及运输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情况严重，他们对女性参加工作抱有很高期待。

女性融入社会工作，这还相对比较好理解，也是性别平等的进步。

但老年人还在职场中逗留，就有点迫不得已的意思了。

早在2005年，日本就已进入了“超老龄化社会”，即根据联合国定义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%。

此后，由于长期低位徘徊的总和生育率和平均寿命的延长，日本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走高。

日本总务省2024年公布的细分数据显示，在日本65岁以上的女性有2053万人(约占女性人口的32.3%)，65岁以上的男性有1572万人(占男性人口的26.1%)，人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87.14岁和81.09。

日本人口长期演进推算（厚生劳动省，2021年）

与此同时，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人数也创了新高。

同样来自日本总务省的数据，2023年，日本65岁以上仍在工作的老年人比2022年又增加2万人，达到创纪录的914万人，就业比例达到25.2%。

也就是说，在65岁以上的日本老年群体中每4人中就有一人处于工作状态。

就年龄段来看，60岁到64岁老年人的就业比例为74%，65岁到69岁为52%，70岁到74岁为34%，75岁以上为11.4%，所有年龄段的就业比例都在不断上升。

日本已经在2021年4月开始实施《高龄者雇用安定法》，该法律要求企业有义务为70岁以下的员工提供就业机会。企业可以选择：一）提高退休年龄；二）废止退休年龄制度；三）再雇用。

“批发零售业”、“医疗福利业”和“服务业”最受6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欢迎，就业人数排在前三位，其中“医疗福利业”的高龄就业者增幅最为显著：在2013年到2023年间增加了1.4倍。

日本社会，正在表现出“工作至死”的决心。

是日本老人热爱工作吗？

怎么可能？

2020年日本的老年赡养率是1.89，意味着现在不到2位20-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就需要赡养一位老年人。

据《朝日新闻》报道，日本在2022财年已经支付了40年国民养老保险的个人，每月只能领取约6.5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3250元），国民年金替代率从1990年的62%暴跌至2022年的38%，而日本家庭的平均月消费支出却高达24.4万日元（约合12145元），“养老金贫困”才是日本老人的难言之隐。

日本第一批婴儿潮“团块世代”（1947-1949年出生）已经进入超老龄阶段，却难有片刻清闲。

至于年轻人起薪上涨，看上去更像劳动力市场的“回光返照”。

一方面，在这样的劳动力“天花板”下，人手短缺和薪资上涨导致企业成本提高。日企单位劳动成本在2024年10-12月同比上涨4.5%，仅次于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（4-6月的5.2%）。

另一方面，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让企业创新能力受到严重抑制，2024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日本社会全要素生产效率保持在0.5%，事实上在2013年以后就从没超过1%。

企业成本上涨意味着不得不向价格转嫁。

日本这个国家，吃喝拉撒的人口量庞大，又不得不依靠进口，现在深陷输入型通胀的困局。

2025年1月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（CPI）中，包括接近实际生活感受的生鲜食品在内的综合指数同比上涨4.0%。

年轻人的工资看似涨了，也没涨，物价涨得更凶。

老年人看似退休了，也没退，还要为吃饭奔波。

这样看过去，这局很难破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