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年招工进厂办手续遇同学求换单位，让我终生受益

86 年招工进厂办手续遇到一个同学，她求我对换单位，让我终生受益

1986 年的夏天比往年都要热，知了在村口的老槐树上叫得人心烦，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招工通知单，手心的汗把纸边浸得发潮。通知单上的字是用油墨印的，有点糊，却字字戳心 —— 县红星机械厂，铆工，正式工。

我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锅子明灭了半宿，最后磕了磕烟灰说，去吧，跳出农门，别再回来刨土了。我娘红着眼圈往我包里塞煮鸡蛋，一个劲念叨，厂里不比家里，凡事忍着点，吃饱穿暖。

我们村就两个招工名额，一个落到我头上，另一个给了邻村的二柱子，他爹是村支书，这事没人敢嚼舌根。我知道这份工作的分量，那时候能进厂当工人，比考上中专还风光，端的是铁饭碗，一辈子不愁吃穿。

去县城办手续的那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天刚蒙蒙亮就蹬着家里的二八自行车往县城赶。土路坑坑洼洼，车轱辘碾过石子，颠得我屁股生疼，可我心里头是乐的，风一吹，连汗珠子都是甜的。

县劳动局的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，全是来办手续的年轻人，一个个穿着新褂子，脸上带着笑，手里的通知单攥得紧紧的。我好不容易挤到窗口，把户口本、介绍信递进去，办事的大姐头也没抬，刷刷刷在表格上填着字，嘴里念叨，红星机械厂是吧，铆工，名额紧俏，好好干。

我刚接过填好的表格，肩膀就被人轻轻拍了一下。

我回头，愣了。

站在我身后的是个姑娘，梳着两条麻花辫，辫梢用红头绳扎着，穿一件碎花衬衫，洗得发白，却干干净净。她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眼圈有点红，是陈秀莲，我初中同学，坐在我前桌的那个。

初中那两年，陈秀莲学习好，字写得漂亮，班里的黑板报都是她出的。后来她家穷，供不起她读书，初二下学期就辍学回家喂猪了，从那以后，我们就没再见过面。

我愣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，你也来办手续？

陈秀莲点点头，没说话，先往窗口那边看了一眼，又转头看我手里的表格，眼神里带着点急切。我顺着她的目光低头，才发现她手里也攥着一张表格，表格上的单位一栏，写着县棉纺厂，挡车工。

那时候，红星机械厂和棉纺厂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机械厂是重工业，男职工多，工资高，福利好，逢年过节发米面油，还有劳保手套和胶鞋；棉纺厂是轻工业，女工多，活儿累，工资低，车间里全是棉絮，待久了容易得肺病，最重要的是，棉纺厂在县城南边的郊区，离城远，机械厂却在城中心，上下班方便。

没人不羡慕进机械厂的，能去机械厂的，要么是家里有关系，要么是运气好到爆棚。

我看着陈秀莲，心里有点纳闷，她一个姑娘家，能拿到棉纺厂的名额，也不容易了，毕竟那也是正式工。

陈秀莲咬着嘴唇，犹豫了半天，才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，王建军，我求你个事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时候的人都实诚，求字一出口，就是天大的情分。我赶紧说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办到。

陈秀莲往四周看了看，拉着我走到院子角落的一棵梧桐树下，树荫挡住了大半的阳光，也挡住了别人的目光。她松开我的胳膊，突然就红了眼眶，却没掉眼泪，她说，我想跟你换个单位。

我以为我听错了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她，换单位？啥意思？

陈秀莲说，就是，你去棉纺厂，我去机械厂，咱们把表格换一下，名字改过来。

我当时就懵了，脑子嗡嗡响，像是被雷劈了一样。这可不是换一支笔一块橡皮，这是换工作，换一辈子的饭碗啊。我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姑娘怕不是疯了吧？

谁不知道机械厂比棉纺厂好一百倍，放着好单位不去，非要换个差的，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

陈秀莲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，声音有点发颤，却很坚定。她说，我弟弟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弟弟陈卫国，去年摔断了腿，现在还躺在床上，走不了路。我家就我一个闺女，我爹娘年纪大了，弟弟需要人照顾。棉纺厂在郊区，离我家远，来回要走两个小时，我要是去了，就没法照顾我弟弟了。机械厂在城中心，离我家近，走路二十分钟就到了，每天下班我都能回家给弟弟熬药、做饭。

我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吭声。我想起陈秀莲的弟弟陈卫国，比我们小两岁，小时候总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跑，虎头虎脑的，很可爱。去年夏天，听说他去山上采蘑菇，不小心摔下山崖，腿断了，在医院躺了大半年，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，还是没治好，最后只能回家养着。

陈秀莲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哀求，还有点绝望。她说，我知道机械厂好，铆工是好活儿，工资高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弟弟离不开我。我打听了，这次招工，机械厂就招三个铆工，棉纺厂招二十个挡车工，名额能换，只要咱俩都同意，劳动局那边就能改。王建军，我知道这事太为难你了，可是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，我求你了。

她说着，就想给我鞠躬，我赶紧拉住她。

那时候，我心里乱成一团麻。一边是红星机械厂，是铁饭碗，是我爹娘的期盼，是全村人的羡慕；另一边是陈秀莲的哀求，是她躺在床上的弟弟，是一个姑娘家的难处。

我看着陈秀莲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满是红血丝，一看就是熬了很多夜，眼角还有淡淡的细纹，才十八九岁的姑娘，看着比同龄人老了好几岁。我想起初中的时候，我忘了带铅笔，是她把自己的铅笔掰成两半，给了我一半；我想起有一次我被高年级的学生欺负，是她跑去告诉老师，帮我解了围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实在不忍心拒绝她。

可是，我又想起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，想起我娘往我包里塞鸡蛋的样子，想起村里人看我时羡慕的眼神。我要是换成棉纺厂，我爹娘得多失望啊，村里人得多笑话我啊。

我站在梧桐树下，太阳透过树叶的缝隙照下来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蝉鸣声一声比一声响，吵得我脑子更乱了。

陈秀莲见我不说话，脸上的神色越来越黯淡，她咬着嘴唇，低声说，我知道这事对你不公平，要是你不愿意，我也不怪你，是我太自私了。

她的声音很小，带着点哽咽，说完，她就转身想走。
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那件碎花衬衫洗得发白，后背的地方还有一块补丁，那是她的姐姐穿剩下的，改了改给她的。我心里突然就软了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，疼得厉害。

我脱口而出，我换。

陈秀莲猛地转过身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着我，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你说啥？

我说，我跟你换，我去棉纺厂，你去机械厂。

陈秀莲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掉下来了，这一次，她没忍住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滴在她的碎花衬衫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她哽咽着说，王建军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

我摆摆手，说，不用报答，都是同学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

那时候的我，还不知道这句话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人生，我只觉得，我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。

我们俩拿着表格，又挤到窗口，跟办事的大姐说了情况。大姐皱着眉头，打量了我们俩半天，说，换单位？这事可不多见，你们想好了？换了就不能反悔了。

我和陈秀莲异口同声地说，想好了。

大姐叹了口气，说，行吧，都是苦命的孩子，我就给你们改改。她拿起笔，把我表格上的红星机械厂改成了县棉纺厂，把铆工改成了挡车工，又把陈秀莲表格上的县棉纺厂改成了红星机械厂，挡车工改成了铆工。改完之后，她又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说，小伙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机械厂可比棉纺厂强多了。

我点点头，说，想清楚了。

办完手续，走出劳动局的院子，陈秀莲非要请我吃碗馄饨。县城的馄饨摊就在路边，一张小方桌，几条长板凳，馄饨皮薄馅大，汤里飘着香油和葱花，香得很。

陈秀莲给我舀了一碗，又往我碗里加了点辣椒油，说，你尝尝，这家馄饨可好吃了。

我吃着馄饨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有点后悔，有点委屈，又有点释然。

陈秀莲看着我，说，王建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忘了你的恩情的。等我弟弟的腿好了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

我笑了笑，说，不用，真不用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回村，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。快到村口的时候，陈秀莲突然说，王建军，棉纺厂的活儿虽然累，但是挡车工也有好处，女工多，好找对象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
回到家，我把换单位的事告诉了我爹娘。我爹当时就把旱烟袋摔在了地上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，你个混账东西！红星机械厂那是啥？那是铁饭碗！你倒好，换成棉纺厂那个破地方！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

我娘也哭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建军啊，你咋这么傻啊，那棉纺厂的活儿累死人，你一个大小伙子，去当挡车工，多丢人啊。

我低着头，一声不吭，任由他们骂我、说我。我知道，我让他们失望了。

村里人知道了这事，也都议论纷纷。有人说我傻，放着好单位不去，非要去受苦；有人说我心善，帮了陈秀莲的大忙；还有人说陈秀莲心眼多，骗了我这个老实人。

我没理会那些闲话，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，就去棉纺厂报到了。

棉纺厂的车间比我想象的还要差。厂房是老式的，墙壁上黑乎乎的，全是棉絮，窗户上的玻璃裂了好几块，用报纸糊着。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。挡车工的活儿是真累，站在机器旁边，不停地接纱、接头，一天下来，腰酸背痛，浑身都是棉絮，鼻子里、耳朵里，甚至牙缝里，全是白花花的棉絮，洗都洗不干净。

工资也比机械厂低不少，一个月才三十多块钱，而机械厂的铆工，一个月能拿五十多块，还有劳保福利。

我去报到的第一天，就后悔了。

我站在机器旁边，听着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看着漫天飞舞的棉絮，心里憋屈得厉害。我想起红星机械厂，想起那宽敞明亮的厂房，想起那沉甸甸的工资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那时候，我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，我觉得自己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。

可是，后悔也没用了，表格改了，档案也调过来了，一切都成了定局。

日子还得往下过，我只能咬着牙干。

挡车工的活儿虽然累，但是上手快，我脑子不笨，学东西也快，没几天就熟练了。车间里的女工多，男工少，就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，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。女工们都很照顾我们，有好吃的会分给我们，有活儿也会帮我们搭把手。

车间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，姓刘，人很和善。她看我干活勤快，人也老实，就经常提点我，说，小伙子，好好干，挡车工虽然累，但是有前途，等你技术练好了，能当技术员，不用天天站在机器旁边了。

我听着她的话，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渐渐习惯了棉纺厂的生活。每天早上，我骑着自行车去上班，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，虽然累，但是很充实。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，听久了，也不觉得那么刺耳了；身上的棉絮，洗多了，也慢慢习惯了。

我每个月发了工资，都会给我爹娘寄回去二十块，剩下的自己留着吃饭、买烟。我爹娘一开始还生我的气，后来看我每个月都寄钱回去，气也慢慢消了，偶尔还会托人给我带点家里的咸菜、腊肉。

陈秀莲去了机械厂，也过得不错。她虽然是个姑娘家，但是铆工的活儿干得有模有样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很快就得到了师傅的赏识。机械厂的工友们也都很佩服她，说她一个姑娘，比小伙子还能干。

她每个月都会来看我一次，有时候带点水果，有时候带点点心。她总是说，王建军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弟弟也没人照顾。

我每次都说，不用谢，都是同学。

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感激，说，等我弟弟的腿好了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
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日子一晃，就过了两年。

这两年里，棉纺厂的效益越来越好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，棉纺厂的布卖得越来越火，订单越来越多，工资也涨了不少，我一个月能拿六十多块钱了，比机械厂的铆工还高。

而且，棉纺厂还盖了新厂房，新厂房宽敞明亮，机器都是新的，噪音小了很多，棉絮也少了。厂里还盖了职工宿舍，我分到了一间单间，不用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跑了。

而红星机械厂，却渐渐不行了。

那时候，重工业开始走下坡路，机械厂的订单越来越少，效益越来越差，工资有时候都发不出来，劳保福利也没了。陈秀莲他们的日子，过得越来越紧巴。

我听说，机械厂的工人都开始闹情绪了，有人辞职，有人去南方打工，剩下的人，也都是混日子。

陈秀莲来看我的时候，脸上的笑容少了，眉宇间多了几分愁绪。她说，机械厂快不行了，工资都欠了三个月了，我弟弟的腿还没好，买药的钱都快凑不齐了。

我看着她，心里有点难受，就把自己攒的几百块钱拿出来，递给她，说，拿着，给你弟弟买药。

陈秀莲不肯接，说，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你已经帮我够多了。

我说，拿着吧，就当我借给你的，等你有钱了再还我。

陈秀莲看着我，眼泪又掉下来了，她说，王建军，你真是个好人。
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又过了一年，棉纺厂的效益更好了，厂里开始搞承包制，鼓励职工承包车间。刘主任找到我，说，建军，你技术好，人也勤快，我看好你，你承包一个车间吧，肯定能赚钱。

我有点犹豫，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伙子，哪里敢承包车间啊，万一亏了，我可赔不起。

刘主任说，你别怕，有我帮你，厂里也会支持你，你就放心干。

我想了想，咬了咬牙，答应了。

我承包的是细纱车间，车间里有二十多台机器，三十多个工人。我每天起早贪黑，泡在车间里，研究技术，改进工艺，还制定了奖惩制度，干得好的工人，多发奖金，干得不好的，就批评教育。

工人们都很配合我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我这个人实诚，不会亏待他们。

一年下来，细纱车间的产量翻了一番，质量也提高了不少，赚了不少钱。我不仅还清了厂里的承包费，还赚了一大笔，给工人们发了丰厚的奖金，自己也存了不少钱。

我成了棉纺厂的名人，人人都知道，细纱车间的王建军，是个能干的小伙子。

我爹娘也扬眉吐气了，再也不说我傻了。村里人见了我，也都竖起大拇指，说我有出息，当初换单位换对了。

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当初换单位的时候，我有多后悔，有多憋屈。

而红星机械厂，在那几年里，越来越不行，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宣布破产了。

机械厂的工人都下岗了，有的去了南方打工，有的摆起了小摊，日子过得都不容易。

陈秀莲也下岗了。她没去南方，因为她弟弟的腿还需要人照顾。她在县城的菜市场摆了个小摊，卖蔬菜，起早贪黑，风吹日晒，很是辛苦。

我知道了她的情况，就去找她，说，秀莲，你别摆摊了，来我车间上班吧，我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活儿。

陈秀莲摇摇头，说，不行，我去了，别人会说闲话，说我沾你的光。

我说，怕什么闲话，咱们是同学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

陈秀莲还是不肯，她说，我弟弟的腿好多了，能拄着拐杖走路了，我能照顾他，也能摆摊赚钱，不用麻烦你。

我看着她，心里有点难受。这个姑娘，太要强了。

日子又过了几年，我承包的车间越做越大，我也从一个小小的承包人，变成了棉纺厂的副厂长。我买了房子，买了摩托车，成了县城里的有钱人。

我爹娘也搬到了县城，跟我一起住，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逢人就说，我儿子有出息。

我也成了家，娶了车间里的一个女工，叫李娟，人很贤惠，对我爹娘也很好。我们有了一个儿子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

陈秀莲的弟弟陈卫国的腿，在我的帮助下，去了省里的大医院治疗，终于治好了，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。陈卫国很争气，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。

陈秀莲也不用再摆摊了，她用摆摊攒下的钱，开了一家小饭馆，生意还不错。

她的饭馆就在棉纺厂附近，我经常去她那里吃饭。每次去，她都会给我炒几个我爱吃的菜，不收我的钱。

我每次都硬把钱塞给她，说，你要是不收钱，我就不来了。

她这才肯收。

我们俩坐在饭馆里，聊着初中时候的事，聊着这些年的经历，感慨万千。

她说，王建军，当年要不是你，我弟弟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

我笑了笑，说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别提了。

她说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

那时候，我已经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了。如果当初我没跟她换单位，我可能会在机械厂当一辈子铆工，最后跟着机械厂一起下岗，日子过得潦倒不堪。而正是因为换了单位，我去了棉纺厂，才有了后来的机会，才有了今天的一切。

有时候，我会想，人生真是奇怪，一个不经意的决定，就能改变一辈子的命运。

我以为，日子会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，直到那件事的发生。

那天，我正在办公室里看报表，陈秀莲突然来找我，脸色很不好看。

她坐在我的办公桌前，沉默了半天，才开口，声音有点颤抖，王建军，我有件事，想跟你说。

我说，你说，啥事？

陈秀莲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愧疚，她说，当年，我跟你换单位，其实，不全是因为我弟弟。

我愣了一下，看着她，没说话。

陈秀莲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，她说，当年，我爹托人打听了，红星机械厂虽然当时效益好，但是厂里的设备都老化了，技术也落后了，撑不了几年了。而棉纺厂虽然当时效益不好，但是有政策扶持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我爹让我跟你换单位，说这是一个机会，一个能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我弟弟的腿，只是一个借口，一个让你不忍心拒绝的借口。

我坐在椅子上，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脑子嗡嗡响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我看着陈秀莲，看着她那张满是愧疚的脸，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

原来，当年的一切，都是一个骗局。

她不是因为弟弟的腿，她是因为她爹的算计，她是看中了棉纺厂的前途，才求我换单位的。

我想起当年她那哀求的眼神，想起她那哽咽的声音，想起她那掉下来的眼泪，心里一阵发凉。

我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陈秀莲看着我，眼泪掉了下来，她说，我知道，我骗了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心里愧疚了这么多年，今天说出来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你要是想骂我，想打我，都可以，我不怪你。

我看着她，看着她那满脸的泪水，心里突然就平静了下来。

我笑了笑，说，都过去了。

陈秀莲愣了一下，看着我，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我说，真的过去了，不管当初你是为了什么，我都不怪你。如果当初你没求我换单位，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日子。说起来，我还得谢谢你，是你给了我一个机会。

陈秀莲哭得更厉害了，她说，王建军，你真是个好人。

我摆摆手，说，别这么说，都是命。

那天，陈秀莲在我办公室里哭了很久，我没劝她，就让她哭。我知道，这些年，她心里也不好受。

这件事，我没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老婆李娟。我觉得，没必要说了，都过去了。

日子还是照常过，我还是棉纺厂的副厂长，陈秀莲还是开着她的小饭馆，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偶尔一起吃饭，聊着过去的事。

只是，有时候，我会想起当年的那个夏天，想起劳动局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，想起陈秀莲那哀求的眼神，心里会生出一些感慨。

后来，棉纺厂也改制了，变成了股份制企业，我成了厂里的董事长，身价也越来越高。

我经常会回村里看看，村里的人都老了，当年议论我的那些人，有的已经不在了。他们见了我，都会笑着说，建军啊，你真是有福气，当年换单位换对了。

每次听到这话，我都会笑一笑，不说话。

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当年的那个决定，到底是对是错。

前几天，我去陈秀莲的饭馆吃饭，她的饭馆已经扩大了，变成了一个大酒店，生意很红火。

我们俩坐在包厢里，喝着酒，聊着天。

陈秀莲说，王建军，当年的事，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。

我端起酒杯，跟她碰了一下，说，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其实，我还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是那个在机械厂当铆工的王建军，可能早就下岗了，哪有今天的日子。

陈秀莲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感激，她说，你真是个大度的人。

我笑了笑，说，不是大度，是想明白了。人生这一辈子，谁没遇到过几件事，谁没被人骗过几次，重要的是，你从那些事里，得到了什么，学到了什么。

陈秀莲点点头，说，你说得对。

那天，我们俩喝了很多酒，都喝醉了。

醉眼朦胧中，我仿佛又回到了 1986 年的那个夏天，回到了劳动局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下，回到了那个蝉鸣聒噪的午后。

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，她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哀求，她说，王建军，我求你个事，我想跟你换个单位。

我不知道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会不会答应她。

这个问题，我想了很久，也没有答案。

后来，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的儿子听。我儿子听完，皱着眉头说，爸，陈秀莲阿姨当年是不是骗了你？她是不是很自私？
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儿子又说，爸，你当年是不是很傻？放着好单位不去，非要去受苦。

我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说，傻不傻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
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这个故事，我也讲给了很多朋友听。朋友们听完，都议论纷纷。

有人说，陈秀莲太自私了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骗了王建军这个老实人；有人说，王建军太傻了，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；还有人说，这就是命，王建军的命好，就算换了单位，也能出人头地。

有人说，如果当初王建军没换单位，他可能会过得更好；有人说，如果当初王建军没换单位，他可能会过得更差。

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我不知道，他们说得对不对。

我只知道，1986 年的那个夏天，我做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决定。这个决定，让我吃了很多苦，也让我得到了很多东西。

这个决定，到底是对是错，可能只有天知道。

直到今天，还有人问我，当年跟陈秀莲换单位，你后悔吗？

我总是笑一笑，说，不知道。

真的，我不知道。